在扩大何种内需、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增加投资、调节货币政策和搞好国有企业上，而对于挖掘消费需求、财政政策和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潜力，则注意不够。实际上，在扩大消费需求、调节财政政策、支持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8％的经济增长会有更加可靠的保证。
增加投资是各国政府惯用的刺激经济回升的重要手段。在目前我国出现买方市场、居民收入增幅减缓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应当认识到，当前增加投资实际上也不是没有困难和局限性。首先，投资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即使政府进行干预，也不是挥之即去，呼之即来。目前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一样受到严重的市场约束。消费市场无热点与投资没有好项目其实是相互联系的现象。从根本上讲，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不可能无限制地自我循环下去。其次，既要看到增加基础产业投资的特殊重要性，也要认识到对总量影响的有限性。在总需求的总量和增量中，固定资产投资约占1／3的份额，而消费则占50－60％，投资增加一个百分点远不如消费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影响大。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在全社会总投资中也是小头。1997年农林水利、能源和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增幅明显高于其他投资，但其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不足30％。再次，目前基础产品的市场供应状况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某些能源、原材料产品出现了供求基本平衡或一定程度上供过于求的态势，继续大幅增加这方面的投资，缺乏市场需求基础。目前供给不足的主要是社会公益性强、盈利性弱、价格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基础设施，如城市交通、电网、环境治理、农村道路、农林水利基础设施等。这又是社会资金不愿进入或难以进入的。
在扩大基础产业投资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投资增加的同时消费出现滑坡；二是基础产业投资增加的同时其他投资滑坡。一般来说，由于后者规模远大于前者，如果后者出现滑坡，前者往往是难以弥补的，从增幅的角度看是如此，从绝对规模上看更是如此。
当然，必须看到，目前消费市场无热点，消费主要是居民的个人行为，可调控性差，因此对消费增长寄予过高期望是不现实的。但是，从进一步开拓市场的角度看，可以说虽无西瓜可抱，但有芝麻可捡，因而需要不辞辛苦地“捡芝麻”，同时耐心培育和等待“西瓜”长大。例如，目前许多城市居民对空调的需求量较大，发电能力也不成问题，但进入居民家庭的供电线路绝大部分负荷不够，致使每到夏季经常出现掉闸断电情形，这就影响了居民对空调的购买和电力消费。可以设想，一旦消除这个瓶颈制约，相应的消费可望有一定的增强。此外，农村一些地区由于管理不善，电价奇高，农民连照明都用不起电，更不用说购置家用电器了。据国家计委最近调查，各地超过国家规定的不合理电费加价高达217亿元，个别地区农村电价达到每千瓦时2－4元甚至更高。类似现象的存在表明，无论在开拓城市市场还是农村市场方面，都是有潜力可挖、有事情可做的。
目前信贷资金仍然是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形式，同时银行资金也相当充裕，贷款利率一降再降，已经到了多年来少见的低水平，但1998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新增额远少于上年同期。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主观上的因素外，也存在着体制上、政策上的制约。例如，要求商业银行每年降低不良贷款比例2－3个百分点，取消贷款规模管理，赋予商业银行更大的信贷决策自主权，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致使一些存在贷差或贷款比例高的银行无法新增贷款，在商业银行内部信贷决策权上收以后，商业银行总行对资金调度不灵，严格的资本金比率要求使许多投资项目不符合贷款条件而拿不到贷款，中小企业得不到担保，也没有合适的资产用作抵押，等等。这些对于增加贷款投放的确都产生不利影响。应当看到，上述许多因素具有合理内核，而且对贷款增加的制约作用也是有限的，真正阻碍贷款投放增加的原因是银行对市场前景和贷款项目安全性的担忧。无疑，政府将对银行贷款进行“道义劝说”，“窗口指导”，但银行将主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出贷款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对银行增加贷款期望过高是不现实的，硬性要求银行增加贷款也不合适。如果银行为了完成全年贷款规模的指导性计划而在年终突击发放贷款，将更是徒有其名、实有其害的。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注意同时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国外经验表明，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惯常使用的主要是财政政策。我国虽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偏低，目前财政入不敷出，但在为扩大内需提供资金支持方面，调节财政政策仍然有潜力可挖。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关键是对财政收支差额目标如何确定要重新认识。财政赤字在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国自1979年以来只有2个年份财政有盈余，其余18个年份都是赤字。我们固然不能把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有赤字，但为什么赤字的持续存在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并存，也值得思索。赤字本身不可怕，关键是赤字规模不能过大。而赤字规模的大小主要不是看其绝对规模，而看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这是因为，经济规模是不断扩大的，过去的100亿元赤字与现在的100亿元赤字决不可同日而语。比较合理的标准是，把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一定比例之内。目前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是3％，我国1997年财政赤字占GDP的0．7％。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如果把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2％或2．5％以内将是足够安全、健康的。这意味着在目前规模上我国的赤字可以适当扩大，如果能够在不妨碍必要的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消灭赤字、保持盈余，当然更好。但是，无论消灭赤字、保持赤字或扩大赤字，其本身都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减少赤字是长远目标，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眼前的紧迫任务，因此前者恐怕是次要矛盾，后者才是主要矛盾，对此要有客观的认识。
配合扩大内需，调整财政政策，在现行财政收支框架内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相对缩减经常性支出，增加建设性支出。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潜力是有限的。因此，还应当在现行财政收入之外做文章。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增加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特别是在目前银行和社会资金普遍找不到好项目、不愿意投向实业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投资的示范、引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债务收支，不增加今年的预算赤字。
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今年实现8％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保证。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主要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上。然而，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多年来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据测算，1997年非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58％。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2％，其中非国有经济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因此，如何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
支持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需要探索和寻找多种具体的形式。在银行贷款投放上，可以大致确定一个指导性的贷款比例，以供商业银行作为参考。财政可以每年拿出一笔钱用于对中小企业贷款贴息或对贷款利息进行事实上的担保。企业上市、发债、兼并、收购等方面，也要尽量按照统一的经济标准对非国有企业开绿灯。此外，可以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适当的时候成立国家中小企业管理局，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技术、信息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扩大内需和扩大出口是相辅相成，出口扩大了，可以减轻扩大内需的压力。同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几乎相当于美、日等国的两倍，今后我国外贸应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取胜型转变，因此从量上看，稳步扩大内需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应当认识到，东亚金融危机既给我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也给我们提供了启示，还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愈益明显，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独自发展。因此，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一，继续把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带来的消极影响。假如东南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高于我国，那么东南亚国家货币实际贬值幅度与名义贬值率相比，就要打一个折扣。我国的相对通货膨胀率越低，就越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二，严格控制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继续保持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同时着重提高劳动力素质，这样就可以既在出口方面也在引进外资方面提高我国的竞争力。即使在一些国家货币贬值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第三，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率。如果我国的出口产品在技术上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高出或错开一个档次，能够在产品设计、技术和质量等方面占有优势，那么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就不会对我国的出口构成过大的威胁。从日本等国的历史经验看，出口制胜的关键不在于货币贬值，而在于出口产品本身。没有哪个国家是靠货币贬值而成为贸易强国的。第四，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可以适当增加一些灵活性。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外贸出口形势的变化有选择地调整出口退税率。第五，新近出台的进口设备免税政策对扩大吸引外资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将产生积极影响。第六，可以利用我国外汇储备金多而金融危机受灾国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外汇资金紧缺、利率高的时机，到有关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收购企业或向其政府提供一些贷款。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稳定增长有信心，也要对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前景看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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